约翰·伊肯伯里：西方秩序与苏联崩溃（1999）

作者：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生于1954年10月5日，现为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伍德罗·威尔逊学院艾尔波特·米尔班克讲座教授（Albert G. Milbank Professor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伊肯伯里在美国战略理论界、政策分析界、政府具有广泛的影响，是美国战略研究界中青年一代的领军人物，被公认为继保罗·肯尼迪、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之后美国最富盛誉的战略学者。他以经历丰富、精力丰沛、成果丰硕著称于战略研究界。

来源：节选自《大战胜利之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同济战略派公众号

翻译：门洪华  

约翰·伊肯伯里及著书《大战胜利之后》

西方秩序与苏联崩溃

苏联的崩溃主要源于内部矛盾和苏联体制的失败。但是，戈尔巴乔夫及其他苏联领导人对国内问题的具体处理方式，至少部分受到外部环境——包括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采取国内自由化和外交政策调整，这些反应并非不二的选择。1985年初，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之后，他开始采取开放（Glasnost）和经济重建（Perestoika）的政策，迅速导致了更大的政治开放，也引起了经济困境的激化。戈尔巴乔夫在外交政策上的“新思维”推进了国内改革，这位苏联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削减武器的倡议，并明确提出进一步推进全球合作的愿望。苏联的这些主动倡议震惊了外部世界。相比沙俄时代和苏联历史上在经济、政治危机时刻的做法，这次苏联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昔日的情景是，进行更严酷的国内压制，实行更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 

苏联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就是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的著名演说。他宣布苏联单方面裁军50万，几乎相当于东欧和苏联东部驻军的一半。通过大规模削减苏联军队，戈尔巴乔夫提议停止处于冷战核心的、尖锐的欧洲军事对立。他同时宣布，“诉诸武力”不是也不应该是“外交政策的工具”，“选择的自由”是一个既适用于资本主义制度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普世性原则，以此暗示苏联愿意容忍东欧内部的政治变化。这一声明等同于实质上放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The Brezhnev Doctrine）。勃列日涅夫曾宣布，为捍卫社会主义，苏联有权利也有责任干涉东欧。戈尔巴乔夫在宣布冷战的结束，向波兰、匈牙利等国家发出信号，苏联不会阻碍其政治变革之路。 为什么戈尔巴乔夫愿意采取这样具有危险性的单边行动，通过政策调整、大规模裁军和不干涉东欧的政策来结束冷战？其中当然原因甚多，但在苏联陷入危机之际，西方秩序——美国及其欧洲盟国——总体上的制度化特征向苏联展现了相对和善的一面。在苏联准备改变它对外部世界的姿态时，西方民主国家结成团体，难以单独或共同利用苏联的困境，或主导苏联的情势。正如俄罗斯外长安德烈·科济列夫（Andrei Kozyrev）事后指出的，西方国家是多元民主国家，这“在实践上排除了采取侵略性外交政策的可能”。 
西方秩序在面对苏联危机时，其内在一系列制度化特征使之根本上是防御性的权力集合体。构成大西洋联盟的各国具有多元、民主的性质；这些国家内部及相互之间应对苏联的立场是多样的，常常相互矛盾；这些国家内部及跨国层面都有着反对采取强硬政策的运动；以上因素软化了苏联对西方的看法。联盟本身遵循非敌对的规范，使一个国家咄咄逼人的政策难以推行下去。由于西方秩序存在以上特征，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赌博危险更少了。苏联安全的威胁更多地来自于国内。人们普遍认为，冷战结束的原因在于，苏联向西方持续的遏制政策有条件投降了，而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进行了大规模军事建设。按照这一分析，里根上台伊始就采取的强硬军事姿态和意识形态进攻，使得苏联人的失败势在必然。实际上，里根政府、美国及西方世界都更为复杂，其立场常常是矛盾的。里根为强硬路线的支持者所包围，他们要求推动西方的军事优势，但其他官员和里根本人的看法更是蛇鼠两端，他们在核武器问题上尤其左右摇摆。在1985年11月苏美首脑日内瓦峰会上，里根对全面削减核武器的愿望有所体现，这在1986年10月的雷克雅未克峰会上愈加明确了。里根政府的强硬人士千方百计否认里根的观点，但里根确实向戈尔巴乔夫发出这样的信号：彻底的倡议将是互惠的，而不会为一方所利用。里根本人左右摇摆，其政府内强硬派的立场也由于如下几个因素的存在而有所削弱。其一，里根政府初期那些咄咄逼人的谈话导致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西欧爆发了大规模的和平运动，这一运动对西方国家政府寻求全面的军控建议施加了相当的压力。西方公共舆论变化造就的政治氛围是，里根政府初期的言辞是一种政治责任。1984年美国总统大选之时，里根政府接受了军控目标，之前它对此不屑一顾。1984年9月，里根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将这一新政策路线推向高潮。里根此前称苏联领导人是“现代世界的邪恶中心”，现在美国总统做出了新的呼吁：“为致力于一个和平的世界……让我们彼此给予十倍的信任，千倍的关爱。” 
西欧的裁军运动更为深入而畅言无忌，给了里根政府很大的压力，大西洋联盟面临即将破裂的危险。整体而言，西方政治体系展现出某种制衡性的动力。美国的强硬政策激发了言辞更为激烈的军控和裁军运动，后者又起到了软化原有强硬立场的作用。 强大的西方利益集团致力于促进东西方经济联系，这也削弱了里根政府的强硬政策。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卡特政府对苏联实行粮食禁运。为兑现共和党对中西部农民的承诺，里根政府在执政前几个月就解除了禁运。北约盟国不顾里根政府的强烈反对，力争推进连接苏联和西欧的天然气管道。在苏美关系最为恶化的80年代，这一项目的推进造就了实质性的经济相互依赖，表明里根政府寻求盟国对苏联一致采取强硬政策的努力失败了。当布什政府上台执政时，在如何对待戈尔巴乔夫的问题上，顾问们和各机构的观点依旧五花八门。某些政府官员希望看到更具体的证据，以证明戈尔巴乔夫确实在推行“新思维”，且具有可信性。但主流意见是，应向戈尔巴乔夫发出更为明晰的互惠信号，鼓励他继续下去。同样，大西洋联盟内部的观点也多种多样，英国政府持有怀疑态度，法国左右摇摆，而德国充满热心，这些多样性也削弱了对苏联采取强硬反应的可能。1989年美国驻苏联大使杰克·马特洛克（Jack Matlock）发往华盛顿的一封电报反映了主流看法：“我们有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来检验苏联愿意与其他世界建立新关系的程度，加强苏联允许其经济‘开化’和社会‘多元化’的倾向。” 布什政府力图将苏东迅速呈现的政治变革纳入到和平融入、民主改革的轨道上。莫斯科变革的不可预期性，维系联盟团结的目标等加强了美国政策的反应性和良性特征。
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苏联对西方秩序的看法与1945年后欧洲对美国霸权的看法并不相同。西方代表着压倒性的权力汇聚，但其权力行使却受到极大的约束，具有制度性的特征，且可以提供再保证，这些特性使得审慎合作而不是彻底的权力制衡成为可能。从西方秩序的结构上讲，维持单一的、一贯的、明晰的强硬政策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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